中美科技竞争，“围堵”和“突围”之战

来源： 东方财经杂志

中美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一方面通过《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限制美国科技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又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加强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2500亿美元）。中美之间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

该法案的重点是在NSF下设一个新的机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其职能类似于DARPA，以五年为周期，联邦政府将拨款（不低于）1000亿美元，重点支持与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商业应用。首次拨款划定了十大核心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先进通信技术等。

1958年成立DARPA的背景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DTI成立的背景是中国在人工智能、5G、能源等领域对美国的挑战。从趋势上看，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还没有到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和获取民间实体的先进技术，具体项目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所以，在美国制定的实体清单中，除了商业企业，还包括科研院校。

军民融合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9年报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美方注意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全国总动员，政府的政策支持覆盖面广，甚至包括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政策会加快技术的扩散，从而会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令美国关注的，是一些由美国原创的技术也被应用在军民融合领域。

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在现代制造业中，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的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车的编程任务甚至多于波音飞机。再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工作流程是将多重材料薄层按顺序进行沉淀，并借助于加热、液体粘接、层压或激光烧结进行固化，再打印出特定形状的物体，它被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一项工业技术，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来说，在打印之前，首先需要经过软件完成设计，再将其输入到3D打印机打印。

USCC将一些中国技术企业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AI或是中国在军事领域赶超美国的重要技术。所以，AI是中美必争之地。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关键词，它也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词。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国家层面的战略性的调整都不是单一政客所能主导的。

拜登上任以来的一年多时间，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大政府的支持，以及对政府在科研、社保等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的支持，都在回升。这在各项社会调查中得到了证明。这一趋势在疫情期间得以体现，也最终促成了拜登的胜选。

但是，这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的“双赤字”状况，呈不断扩大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与全球化下的制造业空心化，及其国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模式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这一切被认为是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的。从美国建国以来所确立的汉密尔顿传统来看，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是对传统的背离。将华为拒之门外并对其进行制裁，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贸易保护行为，是对汉密尔顿“幼稚工业论”的回归，因为5G是中国在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领先技术。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有较高共识，拜登与特朗普的不同在于，在拜登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内问题处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国际多边，再次是中美双边。当前中心仍然是国内基建计划和国际民主国家联盟的重建计划，中美双边问题仍在梳理中，近期应该会有文件出炉。

对中国而言，国际挑战固然不容忽视，但更重要的问题仍然来自内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退。无论是当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未来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以基础研发为杠杆，创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金融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中美之间，是一场“脱钩与突围”的博弈。唯有在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中取得更多基础创新的话语权，中国才能突围。